在《易经》的传承过程中，最为神奇与神秘的莫过于易经是怎样变成一部算命之书的了。或许很多人会说，《易经》从一开始就是一部用来算命的书，或者说就是伏羲为了占卜的需要，而发明的一个系统。这种说法显然是错误的，因为只要我们闭上眼睛去想象——

在六至八千年前的一个下午，几个以伏羲为首的，穿着草裙的人，蹲坐在某个小土包上，设计一种用来算命的办法……而在当时，一来他们随便找两块石头扔扔就可以占卜吉凶，二来像占卜这样的事，又是由族中的巫师专门负责的。所以这种场景，是令人可笑的。

我个人认为，《易经》之所以会被用作了算命之书，其实完全是一种人们在解决前所未有的社会问题，或者说政治需要的结果。

因为在《易经》传承的过程中，中国出现了一次在政治关系上的根本性的变化，那就是君主的产生由君权人授，变成了君权神授。

按照传统的观点，在夏朝产生之前，也就是国家出现之前，部落以及部落联盟的领袖，都是公推公选出来的。到了夏朝才开始了在同一家族内部的世袭。这样说来，夏朝就是政治制度发生质变的时刻。这种观点，不能说是错误的，但至少也是不够严密的。

因为夏朝的君权，从根源上说来自于大禹，虽然在所谓的禅让过程中，大禹有可能采取了一定的技术手段，让君权没有落到他选定的所谓接班人伯益手中，而是转到了他自己的儿子启的手里。但是按照当时的标准，这个过程仍旧是合法的，因此启的权利不能说是从大禹那里直接世袭的，而仍旧是由天下人心所向而赋予的。

因此，夏朝的君权的合法性，是无需证明的。但是到了商朝就不同了，商汤是通过武力革命夺取了政权。换言之，他的政权既不是通过禅让，也不是通过选举得来的。一言而蔽之，不是由人授予的。所以，他就必须要为自己的合法性寻找一个新的证据。这个证据，当然只能到天上找了，所以自商以后，才真正开始了君权神授的时代。

对于二者之间的变化，我们是可以找到切实的证据的。在《论语》最后一篇《尧曰》的第一章中，记录了这样的两句话。

一个是，尧在将君位禅让给舜时，对舜的嘱托。

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

舜亦以命禹。

很显然，这是典型的君权人授，因为对天下来说，尧所主持的这个仪式，就是舜的权力的合法性的最佳证明。后面的“舜亦以命禹”，意思就是说，舜在将君位禅让给禹的时候，也说了同样的话。所以，夏朝虽然开启了世袭制度，但是就其根源来说，其君临天下的权力，却是自上古以来传承有序，由人所授的。

第二句是商汤祷告上天的内容。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简在帝心。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

前面省略了主语，因为后面有“予小子履”自报家门，同样可以说明谁在发言。履就是商汤的名字。所以这是商汤在取得了政权之后，对上天做的一番祷告。其目的就是要说明，自己与“皇皇后帝”也就是天帝，能够直接沟通。其实就是用另一种方式昭告天下，他取得君权是得到了天帝的支持的。所以，这就是君权神授。

个人认为，正是由于商朝要始终强调它的政权的合法性是上系于天帝神明的，所以商朝人才近似偏执的崇信鬼神。也正是出于这种需要，所以商朝人才改变了在此之前流行了几千年的《易经》的使用方法，使之逐渐成为一种算命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