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人养骡马，穷人养娃娃。”

　　家乡的人过去总这么说。

所以，甭管家道多么贫，孩子多么多，都是爹娘心中的宝贝疙瘩。心啊，肉啊，爱得不行。其实也是，穷人中兴家道的希望，养老送终的寄托除了孩子还能有什么呢？

有了孩子，便得有名字。原先说，有了孩子还愁起名！到真有孩子，名字还真叫人 费一番脑子。就算是你后来每每呼叫起那些名来有多别扭，多不文明，那也是当初让父母花了不少心血的。

说起这名字，便有许多学问，时下叫“文化”。我家乡早年有过一个晚清的秀才，专门给孩子起名，抱了一些黄卷，翻出一些雅字，所以那一带的孩子，名字让城里人看了，也觉不俗。据说我的名字就是他的作品，只是后来弄了文学，我嫌那名字有点迂，便将“书”改为“抒”，将“彦”改为“雁”。我认识的一些小伙伴叫“书俊”的、“书儒”的，似乎后来就一直在山乡叫老了。

但多数孩子的名字是父母起的，且多数父母那些年代都是文盲，所以，女孩子的名字除了花呀，草呀，琴呀，娥呀，淑呀，娟呀之外，男孩子的名字便五花八门了。

归类起来，一种是希望孩子健健康康，平平安安，有吃有穿的。如柱子、满囤、保柱、平安、金寿、银寿……这种多是常见，无多大特色。

另一种就是叫得随意，但是看似普通，倒是让人喜欢，如石头、铁蛋、羊子、牛娃……多是农家常见常用的。据说是越叫得随意，越不易丢失。

还有一种便是用了些很生僻的字，或者方言，给后来的老师造成了很多麻烦。父母原想名字随人叫，倒是没想到要写在纸上的。我认识一位叫“别子”的，觉得甚为别扭。一打听，原来他说是小时父母起的名字，“别”字其实就是“鳖”字。上学时，一报名，年轻的女教师傻眼了，不会写那个“鳖”字。便问：“你弟兄几个？”答道：“五个。”又问：“你是老几？”又答：“老四！”老师问：“大哥叫什么名字？”答：“大鳖子！”“二哥呢？”“二鳖子！”“那么不用说老三叫三鳖子了！”“不，叫鳖三！”

那时，他不懂老师为什么问这些，后来才知道，老师是想从那些名字中找个会写的字。一打听都离不开这个“鳖”字。最后一线希望是老五了，一问，更麻烦，叫“鳖鳖”。老师倒也机灵，一想算了算了，干脆写个别字，这个“别子”就生生伴他一世。

人常说，名字不过是一个人的符号，叫什么倒不重要。但是，有阵子家乡人也爱赶时髦，给孩子起了许多时尚名字，一个村子的人名排起来，老老少少，竟像一部时代的编年史，每个人都是一个里程碑。

譬如解放、建国、援朝、土改、查田、普选、建社、联社、水利、跃进、食堂；后来就又是文革、造反、拥军、联合等等。

家乡人说起某个时期发生的事来，常常看着自己的孩子，譬如说起“大跃进”那年，就说：“有我们‘食堂’那年！”或者，“那年正好生我们‘文革’”之类！这使汉语文字的语法艺术得到不少丰富。

时髦名字也并非人人叫得。

“四清”那年，在某村搞“阶级斗争”。粗粗一摸敌情，便让人大吃一惊。先是某地主分子梦想“推翻新中国”，四个儿子先后起名曰：建党、建国、建朝、建军。

“请问，他们想建的是什么党？什么国？什么朝？什么军？”《四清简报》当时明明白白这样问。后来，斗争会上，一看那地主分子，土得掉渣，心想，他怕没有那么大抱负吧！再看那四个虎子，除一个还秀气文弱些之外，其他的也多痴痴傻傻，名不副实。

还有一个是“坏分子”，居然给儿子起名叫“书记”。每天正午吃饭时，“书记”的妈，便站在村头扯起嗓子叫“书记”回家吃饭。如果喊了三声不见回答，或者那“书记”声音小了一点，脚步慢了一点，乡下女人便骂起来。也正因为“借机攻击书记，别有用心”，“书记”爹戴了好几年“坏分子”帽子。

近几年改革开放了，新的文化对家乡人有很大冲击，据说，孩子的名字也起得洋了。女孩子里也多了“妮妮”、“宁宁”、“婷婷”、“苹苹”之类。

忽一日，家乡来位亲戚，随便聊起人事，这位亲戚说：“唉，跃进如今瘫了，文革已经死了，倒是公社搞得好，只是不爱种田，在外边跑买卖发了。”

妻子听不明白，吃了一惊，说：“你们说的是什么？”

我一笑，答：“人。”妻说：“猛一听，瘆得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