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风水学和古代风水学有什么不同

古代的风水学主要依据四相八卦、阴阳两仪来定位房宅的定位与室内的装潢，地段环境、人文作息、天地气象皆可拿来作为依据。一个好的风水先生可以帮忙你避免地理环境带来的各种不利的影响，譬如，潮湿、阴暗、喧闹、晦气、燥热等等；不过其中有也不少欺诈的技俩，利用封建迷信来骗取更多的财物；更甚者滥于充数、混水摸鱼的风水先生不在少数。

现在风水学就大不一样了，它们继承了古代风水学的优点，摒除封建糟粕，再结合现在建筑环境学、人文历史、养身学整理成一套新的风水体系。

古代风水学都有什么门派？

秦汉时代是风水的构成时代，新的科学和思潮影响了风水的发展。此时天文学及谶纬内容的参加，使风水逐步有了派系之分。

到了唐宋时代，风水术发展到了鼎盛时代，产生了“形势派”和“理气派”。

形势派注重的是山水脉络形势，理气派注重的是方位八卦和阴阳生克。其其实先秦时代，这种流派的分别已经有所浮现。当时缭绕建筑选址营建运动的就有两种官员，一种是“地官司徒”，他的工作是考核天然地舆的各方面前降，经评价后作出选址规划；另一种是“春官宗伯”，他的工作重要是以占星、卜筮等方法来选择城市、宫宅、陵墓、宗庙等建筑的方位吉凶及营建时辰。在汉代时他们就有了“形法家”和“堪舆家”的区别，但直到唐宋时代，他们才各自构成宗派，各立门户。

中国古代风水学的文化思想

风水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历史文化地理现象，其中包含了朴素的科学思想，也存在着封建迷信糟粕。本文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通过对中国古代风水模式的分析，力图展示风水模式的地理形制中所蕴涵的精神空间和显示的文化意义。风水模式体现了古人出于生殖崇拜的生命追求、安全心理的本能需求、美学欣赏的愉悦感受，表达了天人合一的宇宙理念，同时还是宗族社会血缘关系的纽带。风水思想对中国古代村落的形成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甚至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建筑规划中永恒的主题。

理想的风水模式，体现出古人对良好人居环境的追求。风水模式在形成演变过程中，人们不断赋予它丰富的文化内涵，从古都到村落，从民居到寺庙，这一简单的而又无处不在的模式几乎贯穿了中国城市规划和建筑历史的始终，使中国古代城市、村落的布局及建筑呈现出独特的文化景观，构成了东方地平线上迷人的风景线。

风水模式不仅仅是空间结构问题，而且还是一个时间过程，它是古人在长期活动中所形成的文化景观，它给文化地理学(尤其是行为地理学)提供了一个极佳的研究空间。因为人的空间行为最直观的表现莫过于聚落的起源和演变，我国现存的大量的古村落就是古人行为的"活化石"，它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民间人文精神的"原生状态"。笔者认为：风水规划思想是中国古村落永恒的主题，也影响到城市规划的许多方面。理想风水模式之所以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在于它真实记录了古人选择居住地点的行为过程，反映了古人对环境的认知过程，在自然地理空间中蕴藏了人文精神空间，达到了形式与内容的有机统一。

1　生殖崇拜的生命追求

自身的生产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既是人类本能的生理需求，也是人类社会对生命的追求。在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的远古时期，人的繁衍壮大是部落氏族内部的最大愿望，所以，在风水环境的选择上，赋予了极为浓厚的生殖崇拜意象。

龙与虎：青龙、白虎是风水模式中两个最基本的概念，也是最早的概念。1988年，考古学家在河南濮阳西水坡属于仰韶文化时期(距今约6000年)的文化遗址中，就发现了用蚌壳精心摆塑的青龙、白虎图案。龙与虎是中国两个重要的生殖崇拜图腾。《易•乾•文言》曰："云从龙，风从虎"。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考证说："云从龙则曰乾为龙，风从虎则曰坤为虎"。乾为阳、为天、为男，坤为阴、为地、为女。中国民间风俗中，龙与虎分别代表男性和女性，生殖意义十分典型。

阴阳交合：风水讲究"来积止聚，冲阳和阴"，负阴抱阳是风水模式的主要特点之一。阴阳学说是古代中国人的宇宙观和方法论，阴阳化生万物，是生命之源泉。《周易•系辞》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宋代著名学者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写道："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

大地为母：世界上几乎每一个民族都有过对性的崇拜，特别是对女阴的崇拜，因为古人认为女阴是生命的源泉，逐步产生了"大地为母"的思想，风水模式具有明显的女阴形态[1]。风水典籍对此记载颇多，比如《青囊海角经》说："万里之山，各起祖宗，而见父母，胎息孕育，然后成形。是以认形取穴，明其父之所生，母之所养。天门必开，山水其来，地户必闭，山水其回。天门，水来处也，地户，水去处也。……穴居其中，不居其旁。……突中有窟，高处低也。窟中有突，低处高也。……"

仙境模式：俞孔坚教授把中国古代的理想景观归结为仙境神域模式(昆仑山、蓬莱、壶天模式)、艺术家的理想模式(陶渊明模式、沟壑内营的可居模式)、风水模式等[2]。其实，仙境神域模式就是风水模式生殖崇拜空间的理想化，生殖崇拜的目的，一是希望子孙繁衍，代代相传；而是祈求康体长寿，世世平安。昆仑山与蓬莱仙境里，高山所阻，重洋所隔，羽仙得道，珍宝满地，上有不死之水，不死之树，不死之药，令人可望而不可及。所以，风水模式中山之龙脉一直延伸至昆仑山，水之流向一直注入东海，表达了古人对生命的无限希冀。古代都城西北修建高台建筑，宫苑内部一池三山，即是昆仑、蓬莱仙境的具体体现。

仿生学原则：天地仿生，自然之灵。许多城市规划时有意模仿动物形状，这些动物都有长寿吉祥的象征意义。于希贤教授称之为风水学中的"仿生学原则"[3]。比如，福建泉州是历史上重要的港口城市，人居环境的取象，古人因天时就地利，将之营造为一个鲤鱼的形状。城外环之以河，就取像鱼嘴唇上的游线。若要从陆上进入泉州，要经过三个水口。都在路与河流的交汇之处。这三个水口处，各建起一座水口塔，以增其势。鱼的生殖崇拜含义十分明显，因鱼腹多子，且双鱼图案形似女阴，从半坡出土器物上的鱼纹到民间广为流传的男婴鲤鱼图画，千百年来，经久不衰。"龟"也是风水学中以物取象的对象之一，苏州、成都、昆明、平遥皆有"龟城"之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龟、龙、麟、凤被推崇为灵物，而龟居四灵之首。传说大禹治水就得益于神龟负书。龟为货币，龟为宝物，龟是财富的象征。另外，龟的长寿人人皆知，据现代动物学研究，可达300至400年。龟还具有生殖崇拜的意象，龟头象征男根。饶宗颐先生还考证，龟为水母，龟是地液--生命之汁的代表。所以，古人总是将益寿延年，子孙繁衍与龟联系起来并加以崇拜。葫芦也是典型的生殖崇拜物体，葫芦多籽，象征人丁兴旺，许多少数民族都有葫芦创世的传说。广西崇左县城，元明以来，人们依山形，就水势从中营建了一个葫芦城，只有一条大路从葫芦口进城，四座城门临江而开，希望城内人群聚居，财富聚集，经济繁荣。

2　安全心理的本能需求

生理上的需要是人们最原始的、最基本的需要，如吃饭、穿衣、住宅、医疗等等。若不满足，则有生命危险。这就是说，它是最强烈的不可避免的最底层的需要，也是推动人们行动的强大动力。显然，这种生理需要具有自我和种族保护的意义。安全的需要要求劳动安全、职业安全、生活稳定，希望免于灾难，未来有保障等，而首要的表现即是居住环境的安全(包括物质和心理两方面)。

理想风水模式山环水抱，层层护卫，无论是形制(自然山水与建筑结构)，还是居住者的心理，都构成了十分完整的安全空间。

《黄帝宅经》中说："夫宅者乃阴、阳之枢纽，人伦之轨模"，中国的四合院对称协调，阴阳互补，追求家庭幸福，人际和谐。四合院的东南西北四方与"四象"相配，又与四季相依，形成封闭合围格局，多进的庭院加强了封闭的层次，里坊又用围墙把许多庭院封闭起来。作为整体城市，以中央官署为中心，辅以内城，廓城，这种三层结构以都城尤其典型，城门也多用朱雀、玄武等命名。在城市或村落的外围，按照风水格局，后有主山(靠山)，左右以青龙山、白虎山成肩臂环抱之势，前方有案山阻挡，水口为进出的通道，形成第一道封闭圈；主山后的少祖山、祖山，青龙、白虎山外的护山，案山之前的朝山，又形成第二道封闭圈。从民居-城市-自然山川，风水模式是在封闭的建筑环境之外的又一层天然的封闭环境。

风水模式的封闭格局在战乱时期确有一定的防御功能，但对居住者影响最多、最大的其实是心理上的感应，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舒适安全的心理空间。德国著名心理学家勒温提出了"心理场"(也称"心理生活空间")的概念，包括三个部分：准物理事实-心目中的自然环境；准社会事实-心目中的社会环境；准概念事实-思想概念和现实的差距。据徐苏斌研究，风水中的心理场因素主要体现为"场"的合围[4]。

通常在没有任何实体围蔽时，心理场处于一种自我紧张的状态，而风水模式的层层护卫形制会释放心理场的紧张。风水中的"气"与心理学中的"场"同源，郭璞所说"气乘风则散，界水则亡，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风水。风水之法，得水为上，藏风次之"。风水以负阴抱阳为形，蕴藏生气为本，形为表，气为体，建筑的门和出入的水口乃生气流通的气口。总之，山水之形，环抱有情，不逼不压，不折不窜，民生其间，怡然自得，这种桃花源式的人居空间是千百年来人们追求的理想境界。

场的合围构成总体的心理安全空间，在风水整体景观中的风水小品(风水亭、风水塔、牌坊、门楼、照壁、风水林等)则具有更神秘的象征意义，是典型的标志物[2]。风水亭、风水塔、门楼、牌坊、照壁一般位于村口，既是空间标识物，更是对领地的声明和捍域行为的物化，给居住者以亲切感和归属感，给入侵者以警示。许多风水塔位于主山的山顶，可增势增威，人们还把它当作沟通天地之气的载体。照壁的功能相当于案山、朝山，风水林的表层意义是藏风聚气，深层的意义是它的空间屏蔽效应，总之，这些风水小品主要功能是对心理安全空间的强化。

风水模式不是一个静态空间，而是一个动态过程，俞孔坚教授将之归纳成"走廊一豁口一盆地"模式[2]，正如《桃花源记》所描写的境界："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方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整个心理过程，从水口收敛，给人较紧张或兴奋的心理准备，进入走廊，好奇前行，最后融进桃园佳境，怡然生活，达到"悠然见南山"的理想境界。

3　宗族社会的血缘纽带

在中国传统村落中，血缘关系是一个宗族社会的纽带。正如费孝通所说："血缘是稳定的力量，在稳定的社会中，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不分离的。生于斯，死于斯，把人和地的因缘固定了"。"地域上的靠近可以说是血缘上亲疏的一种反映，……我们在方向上分出尊卑：左尊于右，南尊于北，这是血缘的坐标"[5]。这种地域血缘关系在风水构建中的表现主要有：

风水林、风水塔、风水池：风水林是村落共同祖先的认同，人们相信祖先的灵魂埋藏在林中，保佑着全村的幸福平安，不能擅自进入或惊扰。风水塔种类很多，常见的有两种，水口塔建于村口，是村落氏族领地的声明；另一种为文笔塔，希望能给村落带来文运，使氏族子弟能考取功名，光宗耀祖。风水池有引水聚财之意，祈求人丁兴旺，富贵长久。

祠堂：四合院建筑反映了长幼尊卑的家庭关系和追求和谐幸福的生活空间，而村落是一个具有血缘关系的社会系统，祠堂是以宗姓为基本单元的聚落中心，宗祠不一定是村落的几何中心，但一定是村落的精神中心，有巨大的吸引力，逢年过节、婚丧嫁娶、祭祖祀宗都在此举行，表现了原始血缘关系的遗痕。其选址布局，或以祖先的聚居地为中心，延续先辈的血脉；或强调龙脉和大地生气的来源，使地域的文脉得以继承。

风水的破坏和保护：古人看来，风水的好坏影响着村落的命运。当村落之间发生矛盾时，往往互相破坏风水，这种事情在地方文献和民间传说中，层出不穷。反映了民间风水的普及和重视程度。王铭铭教授对泉州风水传说(指明代官员周德兴破坏风水和市民保卫风水)作出如下社会学分析："这种传说是一种'传奇的事实'(legendary reality)，即以虚幻的想象所表述的民众对现实不满的历史事实。……如果我们把民间传说延伸开来，那么海外移民恰好可以被解释为对于被'断坏'了的泉州风水的逃避：他们到这个城市之外去寻找新的风水秩序，或者去寻求风水的残酷逻辑所无法波及的空间"[6]。其实，这也是泉州人对于逝去的昔日繁荣的追忆和无奈的叹息。

4　美学欣赏的愉悦感受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纵情于山水之间，寓景于心意之内。高山流水，平沙落雁，雨打芭蕉，渔舟唱晚。美奂美伦的中国古曲无一不是心和自然的交融，而中国画的写意传神也引发自风水胜景的神韵之笔。清代画家高秉在《指头画中》里写道："唐宋元明诸家画法，皆以下为主，上为客，近主远客。在下近处作树石屋宇，在上远处作峰峦沙岸，大家各家，皆不能逃此范围，至有阴起阳收，阳起阴收之说，尖刻辈以作画亦讲风水俏之"。

北宋郭熙的《林泉高致》是我国最早的，具有代表性的山水审美理论，为美术界、建筑界所推崇，其中许多观念与风水理论一脉相承。比如："山，大物也，……欲上有盖，欲下有乘，欲前有据，欲后有倚，欲山瞰而若临视，欲下游而若指麾，此山之大体也"；"山水先理会大山，名为主峰，主峰已定，方作以次近者，远者、小者、大者。以其一境之主于此，故曰主峰，如君臣上下也"；"盖画山，高者、大者、小者，盎睟向背，颠顶朝辑，其体浑然相应，则山之美意足也"……。宋代画家王希孟的名作《千里江山画卷》数十个大小不等的聚落环境，对风水胜景展现得淋漓尽致，美不胜收。

《葬书》中说："千尺为势，百尺为形"，历代风水典籍都十分重视"形"与"势"的关系，归纳起来，"形"概指近观的、小的、个体性的、局部性的，细节性的空间构成及其视觉感受效果；"势"概指远观的、大的、群体性的、整体性的，轮廓性的空间构成及其视觉感受效果。都城、皇陵气势磅礴，壮丽重威，就是以"势"取胜。《周礼•考工记》中说："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布局工整，庄严无比。特别是北京、西安两大古都，用中轴线、建筑的高台化给以平面和立体的强化，使"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王权渲染得无已复加。清东陵以顺治的孝陵为主体，形成一条完整的中轴线，金星山(朝山)-石牌坊-大红门-牌楼-影壁山(案山)-石像生-隆恩殿-昌瑞山(主山)，由长达6000m的神道贯穿始终，一气呵成，周围辅以其它帝陵、后陵和妃园寝墓，宛如一曲苍凉的王朝绝唱。"形"与"势"不同，但密不可分。形乘势来，形以势得，通过"形"的细部处理，"势"的背景衬托，取得远近皆宜的空间艺术效果。比如，村落风水即是在群山环抱之中，匠意出"半亩方塘一鉴开，水波天光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的生活图景，突出村落环境的秀、吉、变、情。尚廓先生认为，风水模式的美学景观有以下特点[7]：

第一、围合封闭的景观：群山环抱，别有洞天，与道家回归自然，佛家处世哲学，陶渊明式的桃花源理想社会环境密切相连，是真、善、美的统一；

第二、中轴对称的景观：以主山-基址-案山-朝山为纵轴，以青龙、白虎为两翼，非绝对对称的均衡格局，符合儒家中庸之道及其礼教观念；

第三、富有层次感的景观：重峦叠嶂的风景层次，富有空间深度感，在景观上符合中国传统绘画理论在山水构图技法上所提出的"平远、深远、高远"等风景意境和鸟瞰透视的画面效果；

第四、富于曲线美、动态美的景观：笔架式起伏的山，金带式弯曲的水，均富有柔媚的曲折蜿蜒动态之美，使景观画面流畅、生动、活泼。

5　天人合一的宇宙理念

中国思想史上的天人合一观念，发源于周代，经过孟子的性天相通观点与董仲舒的人副天数学说，到宋代的张载、二程达到成熟。"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思想的主要基调，是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重要命题。不同时代的不同学者由于理解的深度、广度、角度的不同，对这一命题的阐述不尽相同，但基本内涵是共同的。季羡林先生指出：天人合一是东方思维模式最高最完整的体现，天人关系就是人类与大自然的关系，在承认整体概念和普遍联系的基础上，强调人与自然合为一个整体，构成天-地-人一体的理念模式[8]。

当代杰出科学史家，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认为："在希腊人和印度发展机械原子论的时候，中国人则发展了有机的宇宙哲学"，"再也没有其它地方表现得像中国人那样热心体现他们伟大的设想：人不能离开自然的原则……皇宫，庙宇等重大建筑不在话下，城乡中无论集中的，或者是散布在田园中的房舍，也都经常的呈现一种对'宇宙图案'的感觉，以及作为方向、节令、风向和星宿的象征主义"[9]。风水理想模式的核心是"四神"或称"四灵"、"四象"，据《三辅黄图》记载："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天之四灵，以正四方"。"四神"其实是分别代表天空中东、南、西、北七个星座的图案，共同组成二十八宿[10]。1988年，在河南濮阳西水坡青龙、白虎图案的发现，说明在距今6000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四神"概念。在宗周的丰京瓦当中，在湖北随县擂鼓墩发掘的约公元前433年的曾侯乙墓中，"四神"图案与北斗星、二十八宿紧密相联。说明古人不仅对天象有着较深刻的认识，而且将天文和地理结合，融于民俗生活中。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中对这种天人相应现象的论述得非常精辟："众星列布，体生于地，精成于天，列居错峙，各有所属，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

理想风水模式的宇宙一体空间在具体应用中，一是古代墓葬中的"象天地"思想，二是古都规划中的"法天象地"原则。

在中国古代墓葬中，秦代已出现"象天地"的思想，司马迁所说秦始皇陵墓的修建"上具天文，下具地理"，已得到考古探测的证实。西汉时期，阴阳五行、天人感应思想达到极盛，券顶、穹隆顶等具有象征天地意义的墓葬形式大量出现，穹隆顶墓室象征一个完整的宇宙模型，墓顶表示天穹，星图、四象、天神、仙人等画像分布于墓顶，墓室四壁则表示人间场景，如宴乐图、出行图、历史故事、农耕渔猎等。在木椁墓的棺饰和石棺上，四象、云气、羽人、日、月是常见的装饰。同时，陪葬器物中的"式盘"也是古人宇宙模式的体现，李零教授总结了出土和传世的八件古代式的形制，集北斗、十二月神、二十八宿、天干、地支于一体[10]。

古都规划中，秦汉都城法天象地，焕若星辰。秦汉都城咸阳城的规划，将渭河比作天上的银河，咸阳宫象征天极，并以其为中心，各宫殿环列周围，形成拱卫之势，构造成"为政以德，譬如北极，居其所而众星拱之"的格局。在咸阳宫与阿房宫的相互关系上，也明显地表现出天文思想，以咸阳宫象征天极，也就是北极星，阿房宫象征营室宿，并通过阁道联接起来，穿过象征银河的渭水。

西汉长安城的规划思想，《三辅黄图》首先提出"斗城说"，认为有意模仿北斗建城。对此，学术界争议颇大。笔者首次利用天文星图与考古复原图进行对比，发现城市形态与星图吻合是客观事实，并且，从文化背景、城市的修建过程等方面分析，西汉长安"斗城说"确实有极大的合理性。并且，考古学家在考察中发现了穿越汉长安城的超长中轴线，北达朔方郡，南抵汉中郡，将天、地、陵墓、都城一以贯之，使之协调为一个整体，充分体现了汉长安城天地为廓的泱泱汉风，为"斗城说"提供了有力的旁证[11]。

风水模式虽然简单而且范围狭小，但却是体现中国古代认识世界的一个基本空间单元，从人类最本能的生殖崇拜到安全格局的基本需求，逐步形成一个由山水形胜与血缘社会关系结合的人文景观，最终达到天人合一，宇宙一体的人文境界。

古代风水学与城市

根据已有的考古发掘资料的历史研究成果，可以初步推断出，我国古代的风水勘舆学(以下简称风水学)是从商周时代(公元前16世纪至前7世纪)的占卜发展起来的。

所谓占卜，即是通过火灼龟甲观其裂纹，或是任意抽取一组笠草的数列，查对相应的卜辞，以推测事物发展前途的凶吉。它是我国古代特有的预测学，盛行于商周的帝王和上层社会中。著名的典籍――《周易》，即是周代一部卜笙辞书。

说风水学渊源于古代占卜，其理由，一是商周的占卜巳有相土勘察自然地理环境的内容，例如《史记》、《尚书》记载周代建洛邑，进行了占卜，二是至少到了西汉，占卜已形成一个独立的学科―称之“术数”，术数之中包括了风水分支学科，《史记日者列传》说，汉武帝时，已有术数“堪舆家”;三是风水学的理论基础――阴阳五行学说，是建立在周易八卦基础之上的。风水学的理论核心是如何使人的居住地数“，以求避免厄运，保佑家庭人财两旺，子孙长久荣富。风水学家认定的”气数“，不外乎是山、水、土地、林木、气候等自然物质。

东晋郭璞在《葬经》中阐述的风水学定理，就是将土、水与风联系在一起，说：“葬者(人土)，乘生气也。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

水可以聚气，山可以增势，空气流动就成为风，加上阳光作用可以影响大地气侯和生物生长，皆是组成城市环境的重要因素，城市规划的直接对象。古代风水学从它诞生之日起，即与城市规划结下了难解的姻缘。风水学以其浓郁的文化内涵，受到历史的沉积而渗入到城市规划之中。要了解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内在素质，风水学无疑是一把重要的钥匙。

以下是从一些古籍和史料中整理出来的有关古代风水学的几个发展阶段的情况：

1.商代风水学处在朦胧状态。

当时的占卜完全信任苍天的“意志”。已发现的“条商代甲骨卜辞说：”王封建邑，帝若。“这条卜辞只是是与否的答案。《尚书商书》记载：商代都城迁移过很多次，每次迁都，臣民们都有怨言。《尚书汤誓》说：”汤即胜夏，欲迁其社，不可。《盘庚上》说：盘庚五迁，将治毫殷，民咨骨怨，作盘庚三篇。其中记载：盘庚迁于殷。民不适有居。率吁众感出，矢言。曰：我王来，即爱宅于兹，重我民，无尽刘。不能胃匡以生，卜稽，日其如台?先王有服，恪谨天命。兹犹不常宁。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断命，…。“意即说，我们的君王迁来这里，是为了我们臣民不受伤害，如果我们不能互助，只有稽考占卜，将会怎样呢?先王尊重天命，尚且不能长久安宁，不能常居住在一个地方，迁了五次，如果现在不承天命，就不知老天断定的命运。从以上这些情况，可看出商代的卜问，尚不知自觉运用相上风水观念，建都活动处于听天由命自发状态。

2.西周原始风水学萌芽。

《尚书吕浩》说：“在王为丰，欲宅洛邑，使召公光相宅。”相宅即是原始风水学。流传下来的记录周初500多年的民间文学作品《诗经》也有不少类似相土记载。如《绵》诗，记述周人自太王迁岐，文王创业建国历史：

“周原脱脱，茧茶如怡。爱始爱谋，爱契爱龟，日上日时，筑室于兹”。“乃慰乃止，乃左乃右，乃疆乃理，乃宜乃亩，自西祖东，周爱执事。”“缩版以载，作庙翼翼。”说经过策划，又占卜问卦，该地适宜居住，于是决策建都，分出了东西、左右，将都城建设得很严整。

在《文王有声》篇中说：“筑城伊域，作丰伊匹。”〔意：筑城要挖河，丰城由大小两邑相配合。)“工公伊湘，维丰之垣”(意：文王建国是一件大事，丰城修建了城墙)。“考卜维王，宅是镐京。维正龟之，武王成之，武王悉哉!”(意：文王进行占卜完都在镐，卜辞得到吉兆。武王将都城建筑完成，真是一代君主I)最后说：“丰水有芭，武王岂不仕，治厥孙谋，以燕翼子。”(意说：丰水之旁生长着美丽的芭草，武王的功业岂不在兴盛?他顺民心传后代，造福子孙。)从匕面可以看出，周代文王武王兴建的丰镐两城，是成功的，就中得益于一种“维龟正之”的原始风水理论。

《诗经》上的这些描写，是出于百姓的思想感情，应当说是很真实的。

《尚书吕浩》也记载这件事：“维二月既望，越六口乙未，工朝步自周，则至于来。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来三月。惟丙午脑，越三}]戊甲。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则经营。”另一篇《太传》也说：“其已得吉卜，则经营规度城郭，郊庙、朝市之位处。”这些说，占卜与经营规度已结合起来，渗入城市规划。

3.东周‘春秋风水学呈多样化发展。

当时的东周是一个战争频繁、谋士众多、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思想理论很活跃。在构城方法方面也有不少主张。风水学随着筑城理论的完善而呈多样化发展。

一种是以伍子胃、范播为代表的“象天法地”、“相土尝水”理论。如伍子胃在完成昊王构筑阴间城(今苏州)的任务时，建陆门八座，象天之八风，水门八座以法地之八卦。范旅在规划国都时，其筑城法是“观天文拟法于紫宫，”城墙城门皆象夭门与地完成昊王构筑阴间城(今苏州)的任务时，建陆门八座，象天之八风，水门八座以法地之八卦。范旅在规划国都时，其筑城法是“观天文拟法于紫宫，”城墙城门皆象夭门与地户。

另一种是以管子为代表的利用自然条件，依山傍水思想。管子以地理环境和经济实用为出发点，提出选择都城，应当“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山。高勿近早，用水足，……。”指出要处理好山、水与城的关系，成为以后风水学理论的重要核心。

春秋时代各国建的都城，如齐临淄、吴阴间、淹淹城、赵邯郸，大多结合自然，因地构筑，呈不规则布局，这种情况，可能与受当时萌芽状态的风水学影响有很大关系。

4.秦汉风水学大量吸收天文观测和天体探索成果，同时，受天人感应哲理影响，迷信成分大大增加。

秦代在宫殿的规划建设中，大量使用模拟天体法。《史记》载始皇童信阳宫，改名为极庙，象征天极，还把很多组宫殿，象征天空中的一些星座，将附近的山巅当作宫城的城网。

汉代，各种文艺作品和史籍，对天体日月星座皆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特别是大里的墓葬出土的画象石，都有描述天体与动物的图案。另外还有陶制的楼阁，说明天体问题，即周代提倡的“上律天时，下袭水土” 的风水观念，更加影响城市规划。

在汉代，哲学思想继承了周代以易经为代表的阴阳五行思想，拓展为“五德经始”说，按“金、木、水、火、二匕”的顺序运转来表述历史的必然性。其运转，认为是一种相生相克的关系，即木克土，金克木，火克金，水克火，土克水。每一德都有兴有衰，一个朝代的兴盛必得于“上天”赐予的一德。为了适应五行的运转和符应，新的朝代及其统洽者，必须按照所占的德定出一套相应制度。这套制度还包括明堂、郊祭、封禅等庞大内容，美其名日为“附以天意”。这种天人感应理论(即独尊儒术)，是西汉哲学思想家董仲舒创造的，受到汉武帝刘彻的赞赏，成为2000多年封建社会的至高统治思想。可能就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汉之后，以这种思想为基础，风水学蓬勃地发展起来。汉代皇帝，相信在东海之中有仙人在仙岛上活动，能够采集仙药得以长生不死。在已发掘的北京、扬州、徐州等地汉墓中，都可以看到将坟墓筑成与活着的人的住宅一模一样，相信人死后也同样可以享受生前的一切荣华富贵。这些也是促进风水学发展的重要条件。

5.三国。晋。南北朝风水学渗进环境形胜观念，宗教意识进一步强化。

三国南北朝时代，社会动荡，黄道思想盛行，佛教影响开始增强。

在三国鼎立时，蜀相诸葛亮善于观察天文、地理，民间传说他能将天文与人辜祸福联系起来，可能是形成“形胜”理论的重要基础。他对金陵的地理形势归纳的两句话：“钟阜龙蟠，石头虎踞，”是“帝王之宅，”证明他也是风水始祖之一。因之，后世的“形胜”，常常把龙、虎等动物形象比拟山川，成为风水学的主要内容。清代乾隆年间编写的《四库全书》说：“术数之兴，多在秦汉以后。”这个概括是很有道理的。从理论与实践来看，东晋时代的郭璞最具代表，他所著的《葬书》使他成为风水勘舆的一代宗师。《葬书》是历史上第一本总结墓葬择地学的风水总论，其思想也影响了城市的规划与建设。郭璞曾当过地方官多年，他在温州当地方官时，规划建设了温州城，利用温州的山水地形，将七座小山连成城墙，比拟为北斗，很有特色。温州斗城可能在历史上完全是以风水学理论建设起来的城市。

6.隋唐宋元风水学开始向民间广泛发展。

在隋唐，因佛教和道教的相互对峙，风水学在城市中有所淡化。在民间则发展较广，星命学、签书学盛行。

在宋代，佛教又开始兴盛，盛行纤诲学，都在庙里进行。以后发展为测字，多用于测算人的命运。这时期风水学主要用于住宅的相地。宋代建庙宇很多，佛寺、道观中的风水规念很强，发展了一种环境风水观念。特别是南宋都城临安，讲究湖光山色，使风水李中的环境协调观念得到充分的发展与完善，加之文学渲染，对明清时代的城市规划影响很大。

7.明清风水学不断完善、深化、成熟，迷信成分大增。

明清两代是风水学又一个发展高潮。历史资料分析表明，这可能与当时明太祖朱元璋的创导及当时封建社会的文化思想发展有关系。

朱元璋是安徽人，出身于下层，当过和尚。朱元璋的一些开国功臣也是具有各种社会知识的中下层人士。其中的重要大臣刘伯温精通术数和堪舆。刘伯温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术数理论体系一《黄金策》，将历史上的术数进行了大的归并，加以理论化，变为一种广泛的预测学。

贯穿在刘伯温的《黄金策》的主题思想，是古代的阴阳变化与五行相克理论，在民间有广泛影响。明代的阳宅理论，就是在刘伯温的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可能在南京的最初建城活动中影响最大。

南京城开始的规划建设，是朱元璋听取朱升、徐达、刘伯温等人的主张建筑的，气势宏大，山、水、城相连，蜿蜒曲折，与历史上中原地区的传统都城大相径庭。另外，明代在昌平建陵墓区，规划建设完全按风水理论，建设很成功，都很值得进一步研究。

清代康熙乾隆等一代君主，并不相信风水。康熙亲自选址规划的避暑山庄，是反映他本人的地理环境观。乾隆改造万寿山、昆明湖时，也是有自己的主张，历史记载他还驳斥了一些勘舆家的说法。

但是，综观清史，皇室内相信风水的仍大有其人。清代设立专门勘舆官员，专门从事帝后陵墓的选址和规划。这些官员权力很大，可见风水学在清代仍很发达。

在民间，清代是风水勘舆学说最盛行的时代。“风水先生”在民间走乡串户，起着重要的作用。

从上述历史发展过程着，我国古代风水学的发展，有其特宁的历史、地理、思想和社会文化背景。

古代风水学的形成和发展，哲学思想曾给以主要的推动和帮助，这主要是受《周易》、《老子》、‘庄子》儒家和道家思想的影响。

风水学与术数学所要解决的问题，与自然界及社会客观存在的不断运动、对立发展现象是有联系的。变化与运动，包括“周而复始”、“静则动、动则变、变则通”，“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日柔与刚”等等，都是周易、老庄的主张。因而风水要解决预测人的命运，预测人居住环境与人的命运的关系，也必然会受这种哲理思想的启发。

到底居住(或者埋葬)在什么地方，什么环境下最好，这些问题连现代科学技术也还没有完全解决。有一些问题，如水、阳光、空气对人体的影响，可能已经部分解决。还有一些物质，如放射性土壤、岩体，未发现的能量分布…。等，我们还不知道其本质，还没有根本解决，正如我们对人体的特异功能尚需探索一样。除了自然环境尚有未测的内容之外，还有人的社会命运也始终是变化着的，所谓祝你走好运，大概就是说明，人的发展前途是多种多样的，这可能就是现在文明社会中宗教仍存在的社会基础。因之，古代行学思想认为宇宙是阴阳对立、不断变化、五行相克相辅的一些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经常会用来预测人的命运，预测城市规划与建筑，驱使人们去探索风水，这是风水学发展的思想基础。

从狭义讲，风水学是城市规划和建筑的预测学、意象学和环境心理学，也包括极小部分的工程学(如水源涵养、地形选择、某些工程地质学);广义讲，风水学是城市、建筑、园林建筑的理学和美学，它要解决有关社会伦理道德、人的命运等广泛命题。

风水学对古代城市规划产生的影响，大体说来有以下几方面：

一、使古代“象天法地”规划观念，融进了文化内涵，增强文化气息。

我国古代城镇建了数量非常多的各种各样倡导文化倡盛的文峰塔、文笔峰、文昌阁、魁星楼，都是从风水观而来的，成为城市标志性建筑，受到历史重视。历史上一些名楼的规划建设，如昆明大观楼、湖南岳阳楼、武昌黄鹤楼，南昌滕王阁，规划布局精美绝伦，与历代提倡风水建筑有直接关系。

水在城市和建筑群中(如皇宫、孔庙、辟雍、寺院等)独特重要地位，也是风水影响所致。

从风水观念讲，水可聚气，“万物者莫说乎泽，润万物者莫润乎水。”各种风水塔，与水结下深缘。扬州市近郊的文峰塔位于大运河旁，而运河刚好在塔的附近转了三个湾，船在肮行时，若离若近，一会儿船头对准塔，一会又背离塔，做富文化内涵。

古代描写城市的诗句，大多也离不开水。如李白描写金陵(南京)：“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I，分白露洲。”李商隐：“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独唱后庭花，”刘鸽描写济南：“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家家泉水，户户垂杨，”宋代尹廷高描写杭州：“湖上画船归欲尽，孤峰犹待夕阳红。”苏轼：“水光澈艳晴方好，山色空�饔暌嗥妗！� ……可以说，水成为中国古代城市的灵魂。

二、加强了城市整体规划观念。

古代不少城市，山、水、城关系处理得和谐协调，如杭州、济南、温州、南京、苏州、常熟、福州等都是杰出的代表。红楼梦里描写的大观园，建筑都随山水建设，也得益于风水理论，它的建造者山子野实是一名出色风水家。

历代的帝王陵墓，如两汉、唐、宋、明、清，帝陵气势宏阔，布局严谨，整体规划观念很强，是风水规划的代表作。

受历代提倡，在相土尝水、象天法地的风水观念的基础上，发展了区域范围的环境理论―“形胜”，实质即是一种整体规划理论。无论大中城市，还是小镇，都极讲究区位中的风水环境。

我的家乡是江南常熟与昆山交界处一个水乡小镇，西面与北面临阳澄湖，湖中倒影常熟虞山，东南方向也有湖泊，可望见昆山的玉峰山，其区位和环境可谓重要。在小镇中间有一条繁忙的通往两个城市的航道。大约在明末清初，在河上建了三座美丽的石拱桥，在南拱桥旁边一个小岛上，建了一座魁星楼，在北拱桥的一侧高地上，建立一座佛寺，香火旺盛。有意义的是，三座桥上刻有不少楹联，称赞本镇地理的优越和环境的稚宜。虽说这个小镇并不是先有完整规划而建

设的，但从建桥、建庙位置及桥上楹联来看，它的建设却是受到风水和形胜理论很大影响的。

三、足进熟练运用辩证规划方法，更好利用自然、融合自然。

受风水观念影响，古人常把山、丘、土(陆地、岛)、岗、林、峰，湖、诸、江，滨、湾、塘，风、雷、雨、雾、月、潮，声、色、光、影、味、气等，都作为相互依存又不断对立变化的建筑环境重要因素加以考虑。如张继的《枫桥夜泊》诗，并没有直接写寒山寺是什么样子，只说在夜晚及晨霜中听到了它的钟声，看到了江中的渔火。那么为什么人们会喜爱寒山寺呢?这里就是一个建筑的文化传统观念，对环境的一种以对立辩证的全新的欣赏观念为出发的。

杭州西湖中三潭印月的布局是湖中有岛，岛}中有湖，取名为三潭印月，其实不是潭，而是三座石灯柱上的圆孔，说是潭印月，是为夜晚的景色予以理性化。在月夜，水色形成一种变化的理念，这是风水学中辩证哲理，对立变化动态的观念在城市中的强烈反映。

济南大明湖，形成将近半个城市的水面，而在城的陆域部分，还有小湖名珍珠泉，大明湖里也还有岛，成为水中有岛，陆地有湖，这个湖与岛是一种虚实相对的手法，也是风水哲理。

福州的三山耸立，两塔对峙，苏州的八门八风，常熟的双湖夹山，十里青山半入城，杭州西湖的两峰两塔，颐和园的园中有园等，都是具有风水学理性追求和辩证观念的规划布局。

水表示生命的源泉，五行之始。秦始皇以五行相复，以水德而始，是一种理论学的引伸。

从以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名扬天下的曲水流筋这组建筑来看，它把水、筋(酒)人、石(列坐处)、山、竹(山竹映带)、亭、情等组合成和谐的整体。其中的“曲”，即老子所谓的“曲则直”也，比喻人生不是坦途。把水故意弄得非常弯曲，其人工之美在于理性的追求显得更加深邃，它片不损害自然关。

关于自然的美，从来就有现实主义美、自然主义美、古典卞义美、现代主义美的不同欣赏标准。在绘画中，近代印象主义画家们发现了光影的内部组合关，成为划时代的发展，而倍受人们的喜爱。而中国古人发现了自然界中加工成的理性美、变化美、对立美，它既不是自然美，也不完全是人工美，而是宛似天然，但为人作，阴阳互立、不断变化的美，顺应天时地理融导人的感情，可以寄托感思的美，虽说是一种风水观念，却又是一种对自然界理性分析的美，这难道不是中国古文化的伟大之处吗?

四、导致迷信观念广泛传播，产生不少消极影响

在明清时代，消极影响比较明显。不仅帝王们相信，中下层阶级相信的也居多。

在清代，曾发生很多起皇室内部闹风水的事件。在雍正朝，皇帝下令拆毁了昆明湖南湖凤凰墩小岛上的建筑群，就是因为风水先生预言它影响了皇室只生公主不生太子的凶兆。

明代末年，南京城夫子庙地区有一位富商名叫甘熙，将自己偌大的住宅，大门建设为朝北开，据说是肥水不外流的风水观念决定的。如果不这样，会引起天灾人祸，这些就是纯粹的迷信之谈。

清代的风水官员神秘莫测、故弄玄虚是常见的事，皇帝陵的规划建设常出现水浸和水害，导致迁陵事故，说明风水学曾走人死胡同。

风水学历来都是有争议的，不仅是现代有争议。依我看，对这个问题，要有历史观点。风水学从它的发展过程来看，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具有强烈的传统文化色彩。它应当被看作为一种文化观念来研究和对待，正如饮食文化、茶文化、服饰文化一样，其中有占代的重要文化内涵。就上而提到的风水学对古代城市规划产生的几个影响来看，积极成分占主导地位，特别是处理城市规划中一些与自然环境要素的关系方面，它为我们提供了全新的理论方法，值得我们借鉴。我们应当重视这份遗产，研究它，剖析它，为今天现代化建设服务。叩便从宗教意识方面看，虽然风水学中迷信色彩浓重，但也应正确对待，去其糟泊，取其精华，与对待我国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佛教、道教一样。

另外，古代风水学还包含了历代思想家们对宇庙规律和天体构造的探索成果，这种探索在世界上一直是领先的。我们不防做一些横向比较，从天文科学来说，我国古代的天文与天体测量科学，一直是在世界前列，领先西欧1000年，从哲学理论看，黑格尔关于辩证法的研究，是在中世纪。而我国的老子、庄子早在公元前4世纪就已详细阐述宇宙中对立辩证观念。这充分证明，在对天体和宇宙的物质和思维两个方面的研究，我国古代最发达。我国风水学倡导的要把自然界的对立变化运用于城市规划之中，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创造!

解释宇宙，提炼宇宙规律，并将其规律应用于物质环境的规划与建设，这是中国古代城市规划追求的崇高目标之一，也是自立于世界城市规划之林的根本所在。

风水学在现代还有其市场，也不是偶然的，一方面是其宝贵的哲学思想，有着强大的魅力，另一方面包活一些合理工程技术问题。但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有一部分人，他们不足以上述结论为出发点，而认为风水学能解决自然界的所有不可知问题，或以仍有尚未发现的自然界组成物质为理由，来解释古代风水学如何高明、奥妙。我认为这是不科学的。因为，它毕竟产生在科学不发达的环境下，那时，人们还不知道天上的雷和雨是如何产生的，不知道地球和太阳系。古代的风水学只能是古人当时的预测学，与今天我们的预测基础大大不同。不能同日而言。尽管我们今天可以仍用风水学的观念去正确处理环境和城市规划问题，但这应当与古代风水学已有本质的区别，仍原原本本用一些古人的观念去搞风水，实质是一种现代迷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