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人宋濂在《禄命辩》中所说的“近世大儒于禄命家无不嗜谈而乐道者”，以至于达到了“士大夫人人能讲，日日去讲，又有大谈他人命者……”的程度。当时，各种命理学著作也大量付梓、充斥书肆，这使得时人有了“自学成才”的入门途径。所以，交流研讨命理，往往成为士大夫们茶余饭后继琴棋书画的又一文雅的消遣。

另外，自唐宋以来到明朝，命理学热潮由上层社会下移到民间的势头更猛，使得举朝皆迷命理的浓厚民风，染化得平民百姓皆谙命学并成了一代风尚。

据载，权贵孟无忌单马出巡，在江汉边遇到一个渔夫，提着一条大鱼让路于左，孟无忌问他年庚，不料生辰八字完全与自己相同，遂十分惊异，想邀请渔夫一同回去给他一个官做。渔夫谢绝道，我虽然和您年庚相同，但您生在陆地，所以命贵，我生在船中，水上漂浮，所以命贱，我每天以渔为生计也自足了，若一旦宝贵，命薄之人反而会不胜福份而暴死。说罢辞谢而去。

一个朝廷重臣，一个江野渔人，但对命理精蕴的理解不分伯仲。这一特殊社会文化现象，使得我国封建社会晚期的算命习俗别俱特色。

　 由于明清以来我国命学热潮，波及了上至帝王将相，下至黎民百姓，而命学各流派，门户也繁杂泛滥，这就势必形成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状况。有的术士对命学精典体会不深，持论有悖命理精蕴；有的根本就不在命理上下功夫，而专嗜哗众取宠，没来头的花拳绣腿炫人耳目，混迹江湖；有的机械套用命诀格局，将变化无穷的命理编排成死格式而对号入座（如当今的电脑算命及软件算命），以致无法自圆其说；有的以上诸种情况兼而有之，根本没有准确率可谈。更有甚者，有的人把预测机理稍加改头换面，便自称是自己的发明创造，从古人的故纸堆扒拉出来的东西也纷纷付梓，即时国内易坛上真是纷呈异彩又乌烟瘴气。所以在这轰轰烈烈的看命热潮中又潜伏着一种“学术不精则信者必寡”的信仰危机。命学要想巩固和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进一步取得自身的发展，对命理文化就必须进行一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系统的整理工作，这项工作从明朝初年即已开始。

永乐年间，明成祖命令解缙等人编辑的《永乐大典》，把这之前的论命书无论质量如何多被编入，如果说被编入《永乐大典》的命书仅仅是随大流做出了一番登记造册的盘点的话，那么在这以后的许多命学家企图集大成的一些著作，则可视做为重建完整严谨的命学体系的自觉努力。在这类命学家中，万民英的建树最令人瞩目。他的命理学巨著《三命通会》被后世推崇为“采撮群言，得其精神”的经典著作，是对中国明代以前命理学的一次最为系统的彻底整理，以及是中国古代命理学的最高成就。

　 明代是四柱预测学理论发展和完善的鼎盛时期。当时除了万民英重建了命理学体系这一巨大工程外，比较有名而且质量较高的还有托名刘基写的《滴天髓》，沈孝瞻的《子平真诠》，张神峰的《神峰通考命理正宗》等。

　 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清代由陈梦雷主编的《古今图书集成》，由纪晓岚领衔篡修的《四库全书》，基本上包罗了乾隆以前中国古代命学的所有重要著作，以至于陈素庵的《命理约言》，任铁樵增注的《滴天髓阐微》，袁树珊的《命理探源》等一些命学著述，多半没有什么创新和发展。“夫造命书，先贤已穷尽天地精微之蕴而极矣。自唐李虚中一行禅师……其理雷同，至矣尽。无非金木水火土之微妙耳。今后学加增旨意口诀，莫非先贤已发之余意，大同小异……"（《渊海子平·附子平真诠》长安赵展如藏本第206页。）这是说，自唐宋以来问世许多命学书籍，大多没有什么创新和发展，基本上是对前人余意的引幽阐微，整理归纳。各书多有雷同之处或大同小异。